本报记者 刘艳涛
“这段时间，是猕猴桃上肥的黄金期，因为果树要在冬天积蓄养分，千万不可疏忽……”近几天，重庆市万州区农广校的农技专家们忙得像陀螺一样，在区内农民田间学校巡回授课，指导农民后期田间管理。
“专家的办公地点从室内搬到田间地头了。这个学习方法，农民容易接受。”万州区铁峰乡桐元村村民刘文灯对记者说。刘文灯前几年还是特困户，靠低保维持生计。在农民田间学校的培训下，他学会了猕猴桃的种植技术。今年，他种植猕猴桃18亩，收入可达10万元。
10月16日，就在刘文灯的家门口，召开了全国农民田间学校现场交流会。近年来，农业部大力探索与推广农民田间学校模式。目前，全国共培养近8000名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开办农民田间学校2万多所次，培训科技示范户60多万户，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产生明显效果。
农业部科教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实践已经证明，农民田间学校是中国特色农技推广发展道路上的成功实践，日益成为推动农技推广机制创新的“排头兵”、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的“先锋队”、培育新型农民的“训练营”、开展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新阵地”、提高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的“生力军”。
农技推广在村里落了地，农民在田间“边干边学”
熊同政，家住万州区长岭镇龙立村，2008年开始种蔬菜。“当时我主要是靠经验、凭感觉。规模一直都不大，效益也不好，差点就放弃了。”熊同政对记者说。
2010年，蔬菜产业农民田间学校在村里成立。熊同政怀疑是搞“花架子”，走走过场而已。但凭着对致富的渴望，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一次活动下来，熊同政的看法改变了。
“课堂上，辅导员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们多动口、动手、动脑，并和我们一起转村子、跑田坎，手把手传授技术经验；组织我们看农技方面的影片，听起来不枯燥，学起来不费力。”熊同政说，以前种菜，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受到农技专家的辅导、培训，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
一年多下来，熊同政学习了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栽培技术要领、病虫害防治、土壤改良、科学施肥、适时采收及抗御市场风险等知识。目前，他种时令蔬菜800余亩，建蔬菜大棚24个，年纯收益约10万元。
农业技术推广的深度、广度、效率，尤其是畅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多年来农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
农民田间学校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和倡导的农技推广和农民培训的方法。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引进该模式。农业部科教司负责人对记者说，农民田间学校这种参与式、互动式、启发式的农技推广新模式，在调动农民主体参与农技推广、引导科技要素向农村聚集、提高农技人员素质能力、提升农技推广效能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优势。
据了解，目前，虽然我国在基层已经建立了由县乡两级农技推广机构组成的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但是在村一级并没有机构或平台，且乡镇农技人员数量有限，一般只有几个人，服务半径很大，服务效果必然打折扣。
“在村一级建立农民田间学校，联系县乡农技推广人员和科技示范户、大户，可以将乡镇一级农技推广机构向村延伸，是贯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有效平台。”农业部科教司负责人说。
近年来，在农业部科教司的直接推动下，全国农民田间学校专家指导组成立，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举办了8期，农民田间学校开办流程得到规范，还组织专家编写相关教材，建设农民田间学校示范校，大大推动了各地农民田间学校的迅速发展。
围绕产业办学，扶持政策多元，办学模式多有创新
农民田间学校最早是从水稻病虫害防治方面发展起来的，引进我国后，发展到设施蔬菜、特色经济作物等领域。近年来，领域不断拓展，从一个产业的单一领域向多领域、全生产过程拓展；从单一的粮食作物向粮食、蔬菜水果、生猪、家禽等多个行业拓展。
农民田间学校与产业的密切结合是各地在探索中的普遍经验。刘文灯所在的桐元村农民田间学校便是专门针对猕猴桃产业成立的。江西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叶德胜说，在江西，今年各校均进行了农民培训需求调研，结合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重点选择分布相对集中、面积较大、培训力量较强的主导产业，率先开办农民田间学校。
农民田间学校建设，培训是重点。如何创新培训方式，既让农民喜闻乐见，又使他们学有所获，十分重要。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开展农民田间学校模式探索和推广工作，创建形式呈现多元化。
重庆市探索了“农技人员带领型”、“大户带动型”、“公司推动型”和“专业合作社领办型”农民田间学校。重庆市农委副主任刘启明说：“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农民根据生产中遇到的品种选择、病虫害防治、经营管理等问题，集中归纳，自己确定授课内容。这便是重庆的点单式培训。”
北京市将农民田间学校纳入产业技术体系，设立农民田间学校工作站，普遍开办农民田间学校，将农民田间学校建设作为创新基层农技推广机制的重要内容写入政府文件，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建立了市农委、科委、财政、农业四部门联动机制和市、区县、乡镇、村四级技术支撑联动机制。
实践证明，农民田间学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在重庆万州区，农民田间学校学员年户均增收3万元以上，比未参加培训前增加3200元左右。在北京市，通过全生育期的全程参与式推广培训，种植业平均户增收0.2万~0.6万元，养殖业户增收1万~2万元，户均增收52.9%。
农民田间学校建设亟待加大支持力度
农民田间学校在农技推广、培育新型农民、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目前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各地区在探索中也遇到了各种问题，亟待统筹解决。
上海市农委科技处副调研员田吉林认为，目前田间学校仅作为示范县项目、科技入户工程的新型培训方式在开展，没有形成独立、专门化的运作和管理体系，也未获得相应的政策、资金支持。一旦项目实施结束，办学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湖北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郭子平认为，辅导员是开办农民田间学校的最关键因素。就湖北省来说，参加农业部系统培训的学员仅10人，加上以前的部分专家，总共不超过15人，仅依靠这部分人来开展辅导员师资培训，在能力和精力上都有欠缺。
福建省农业厅科教处调研员郑宇认为，农民田间学校对辅导员的综合素质与技能要求较高。但基层农技员身兼数职，从事农民田间学校活动时间受到限制。同时，还存在辅导员经验不足，具备专业知识的田间学校辅导员人才缺少等问题。
农业部科教司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将从国家层面继续争取支持，一方面争取出台支持全国农民田间学校发展的政策文件；另一方面，力争加大项目的支持力度。通过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阳光工程等项目实现对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基地建设和培训的支持。同时科教司将研究出台《关于加快农民田间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
此外，各地区也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重庆市农委副巡视员武宪刚认为：“必须注重对农技推广人员的培训、锻炼和培养，提高其业务、组织和表达等各方面的能力，有条件的可以在种养户中培养，以解决目前农技推广人员的不足。”
山东省农业厅科教处李富国认为：“要把农民田间学校置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发展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增强参与农民田间学校的主动意识，让领导重视、各方支持、农民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