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记者到南方某地的一个农机合作社采访，合作社负责人开着小车、玩着笔记本电脑、抽着软包中华，活脱脱一副成功商人的模样。尽管他家里有田，他却从不务农，掌握着几十台农机具，自己也从不开。尽管是农民身份，却是拿着工资与分红的老板。从这家合作社和负责人的特征看，该合作社是一家典型的经营性企业无二。

　　实际上，像这样名为合作社实际上为商业企业的机构并不在少数。

　　在前些年的农机补贴实施中，农机补贴向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倾斜，也许在前些年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着眼于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种田农民的积极性，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当下已经处于实施了多年的阶段，中央财政资金由2004年的7000万扩展到了今年的155亿元，就已经对这条原则进行适应调整的需要，特别是从社会公平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社会效益的角度。**起码，对基层农机管理部门来说，在实施中要注意补贴对象的遴选，上级管理部门要对下级农机管理部门加以指导，把补贴补资金用在**需要这项资金的农民头上，而不仅仅是假“合作”之名的、户籍上是“农民”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向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等倾斜的政策并无对错之分，但地方上在执行的时候，应多想想那些真正需要机器的农民。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诚如上面提到的这类合作社，一些获得补贴的人并不是种田的农民，而是假农民名义的从事营利性微观经济活动的商人。有些合作社的领头人都是当地的能人和强人，有不少还是当地的村、组干部，获取补贴资源的能力和途径自然就较普通的农民强得多。不难发现，一些合作社在前些年的补贴倾斜过程中已经被喂得过饱，而有些农民则纯粹把加入合作社当作获取补贴便利的桥梁，那些没关系资源进入合作社或没条件组建合作社的地方的农民，其受到补贴倾斜照顾的先天的机会公平就大打折扣，这也同时意味着其获取补贴资金的权利被那些轻而易举获得补贴照顾的合作社“社员”挤占。

　　农机补贴实施七年来，很多涉农合作社的社员已经相对够富有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那些更多的不是社员的农民、重视他们的利益。在一些补贴资金短缺的地方(几乎所有地方都在喊补贴资金不够用)，我们是否也应考虑一下那些真正需要农机作业的**本真、**朴素的农田作业的农民？

　　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资源投资的总量和公平程度，都关系到全社会资本价值的增长。既定的公共资源投入于创造资本价值时，分配得越公平，其增加的价值就越大。这是由公共资源不同于私人资源的性质决定的。在现代社会，机会公平的重要性超过结果公平，而且，机会公平的内涵即包含市场竞争环境公平。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是由是否公平决定的，这是因为，公共资源要追求社会价值和公共福利的**大化，其看似追求经济价值的行为，如生产和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服务，背后也是追求社会价值，即社会的公平公正。所有不当和违法配置的公共资源，一方面不能有效产出公共服务，无助于社会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势必加剧全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因为一部分人占有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大部分人平均可得的公共服务就减少了。这就是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缺失，进而也是效率缺失。由此，亦反证了效率与公平是可以兼得。

　　按以上理论，就国家农机补贴资金这项公共资源而言，让农民均等地获取补贴资金的机会，资金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越高，整个资金增加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福利也就越大。如果配置不当，势必加剧全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对于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个人来说(即便我们自己不是农民)，由于人与社会、个人的现在与将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终都会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参见本人《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埋单者》一文)。

　　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概念，胡锦涛总书记推进了这一概念的延伸与发展，在今年的公开场合多次提到“包容性增长”。分析人士称，“包容性增长”是中国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新举动，这和胡锦涛总书记近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一脉相承，意指需要全面均衡发展，才能使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有学者认为，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其**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刚刚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就强调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如是，盼望让农机补贴政策惠及更多真正购机用机的、种田的农民。

发表于 @ 2010年10月25日 13:19:00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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